摘自 加藤嘉一 之 重读亚里士多德(下)

原载FT中文网

　　亚里士多德谈到城邦优良的生活时有这样一个论述：

　　“对个人和对集体而言，人生的终极目的都数相同；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。所以这是明显的，个人和城邦都应具备操持闲假的品德；我们也反复论证和平为战争的目的，而闲假又正是勤劳（繁忙）的目的（那么这些品性当然特别重要）。操持闲假和培养思想的品德有些就操持于闲假时和闲假之中，另些则操持于繁忙时和繁忙之中”。

　　亚里士多德在从“优良”的角度考虑城邦治理时，把“闲假”的实现视为必不可少的因素。据他论述，就精英或当政者无法“闲假”的政体而言，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，军事力量多么强大，其社会本质上是“不优良”的。

　　我发现了有趣现象。日本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，高薪者一般倾向于非常勤奋工作。这群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平时要加班，周末得上班。生活特别辛苦，几乎没有娱乐。他们的纳税率最高，“纯收入”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。而低薪者群体的生活比高薪者群体轻松很多。收入低，纳税率就很低。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比较完善，即使是低薪者，基本生活是能够被保证的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；低收入阶层反而享受着“精神富”，因为生活没有太多的压力，不那么勤奋工作，不那么认真反思。一个高中毕业生每天打工10个小时，周末休息，平均月薪能达到20万日元（1万3千人民币）。

　　谈到这点，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；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到底哪个更加幸福？根据多个统计数字，目前日本四分之一的人是属于所谓“打工族（freeter）”，就是“靠打工过日子”的人。我曾经多次对“打工族”做过访谈，抽取大部分相关人士对自身生活状态的看法，大致如下；

　　“你们靠打工过日子没有什么担忧吗？”

　　“没有啊，靠打工也能过日子啊，而且没有什么压力，过得很轻松、自由啊”

　　“社会地位也好，名誉也好，你一生都这样过日子，没有什么反感吗？”

　　“哎哟，你也问这个问题啊。日本这么发达，生活有什么不便啊？国家大事由优秀的官僚来决定就好了。对我来说，只要能轻松、自由过日子就可以了。还追求什么呀？”

　　这群人的想法，日本当政者及精英阶层值得思考。日本作为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国家，无论是低层阶级、中层阶级还是高层阶级，满足最起码的物质幸福没问题，能被保证。问题是，高薪者究竟凭什么那么勤奋劳动，凭什么为国家的财政缴纳那么多税金？而低薪者作为社会阶层的一部分，究竟以什么角色参与政治社会以免使得自己彻底“边缘化”？大家密切关注贫富差距的被拉大，当政者为恢复70-80年代的“1亿总中流社会”作出努力的同时，也应该思考让高薪者们尽可能“闲假”，尽可能避免低薪者被边缘化的问题。

　　日本人能否享受“优良生活”，关键还是取决于“精神”层面。作为一个迈向“公民社会（civil society）”的城市化国家，即古希腊意义上的城邦，又在“物质富”基本实现了的今天，日本的各阶层以什么样的心态，以什么样的角色面对并创造个人生活，参与政治成熟的过程呢？城邦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吗？统治政治社会的精英阶层（主要指从事国家公务的“官僚”，他们一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上，许多官僚过去因“过劳”而去世）以什么样的心态，如何在社会关系上索取与付出之间保持相对合理的平衡，即实现“闲假”呢？

　　官僚、打工族、以及庞大中产阶层，都是构成日本社会的“公民”，缺哪一阶层，社会治理必然失去秩序和稳定。这是比较肯定的前景。不过，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讲，日本人还是应该从亚里士多德吸取教训，即精英阶层的“闲假”既是不容忽视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